药明生物成都微生物商业化生产基地建设在温江正式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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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(fójiào)传入(chuánrù)中国,佛教中国化,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,进一步实证并(bìng)展示了自汉至唐,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(yíngyǎng)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
这座古代佛寺历经千年(qiānnián)岁月何以重焕光彩?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(něixiē)故事?
双塔见证千年佛寺(fósì)变迁
莫尔寺遗址,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(de)是两座土坯佛塔,一圆一方,遥遥望去,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苍茫(cāngmáng)荒原上。
“莫尔”,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(de)意思,当地老乡把(bǎ)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,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
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全景图(quánjǐngtú)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(xuéyuàn)考古文博系(wénbóxì)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,千年来虽饱受风雨侵蚀(qīnshí),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,得以保存至今。
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,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,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(de)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,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,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,第一座(dìyīzuò)僧房(sēngfáng)出现,让考古团队看到(kàndào)希望,“地下埋藏的东西远比我们(wǒmen)想象的丰富。”
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6年间,在考古(kǎogǔ)人员手铲下,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(jiànzhù)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,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(gòngjì)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道,出土上万件各类(gèlèi)文物和文物残片。
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,也能在其中(qízhōng)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(zhōngyà)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介绍。
新疆喀什,古称(gǔchēng)疏勒,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,各色文化(wénhuà)艺术在此地融合荟萃。
肖小勇介绍,莫尔佛塔(圆塔)是高覆钵式土坯塔,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,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,已经(yǐjīng)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,由5层(céng)塔身和大型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(方塔),台基边长39.36米,仅比位于(wèiyú)河北的、东魏(dōngwèi)北齐时期邺城赵(zhào)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,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
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(资料照片(zhàopiān)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(gōngtú))
一圆一方,风格迥异,两座(liǎngzuò)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
“公元1-3世纪,以圆塔为中心,附近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,公元4世纪以后,遗址的(de)礼拜中心变为(biànwèi)塔、殿并重,最后向(xiàng)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,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,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(zhìjīn)。”肖小勇介绍,从这一寺院由汉到(yóuhàndào)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,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(fójiào)中国化进程,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
探索地面(dìmiàn)佛寺起源的实证
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(dìmiàn)土建筑佛寺遗址,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(shūlè)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,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(bìngcún)的和谐格局,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(yuántóu)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(cáiliào)。
佛教诞生于印度(yìndù),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,主流观点是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1世纪左右,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,西去求法的高僧,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,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,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,疏勒保存下来(xiàlái)的汉唐遗迹并不多,残存于游记(yóujì)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
因此,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,由佛塔、佛殿(fódiàn)和(hé)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
一百多年前,该遗址因被掠夺(lüèduó)等原因,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,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(pǔchá)中,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,但(dàn)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
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(nàrù)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,莫尔寺遗址(yízhǐ)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(yǔ)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,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(liánhé)开展发掘。
2019年7月,考古(kǎogǔ)工作(gōngzuò)队员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,湮没史海(shǐhǎi)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,再次回归人们(rénmen)的视野。
动物(dòngwù)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和马骨,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;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(yúzhǒng)植物种属;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,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,文献(wénxiàn)里干瘪(gānbiě)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
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,大家都是从(shìcóng)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,而(ér)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遗迹遗物,提供了考古证据(zhèngjù):在公元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(xīnjiāngwéiwúěrzìzhìqū)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
古刹探源续写交融故事(gùshì)
对考古(kǎogǔ)专家而言,以海量文物为线索,完成历史(lìshǐ)拼图,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(cánpiàn)中,有大(dà)量石膏(shígāo)佛像残块,专家根据部分残块分析,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;结合古籍记载,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,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(hěn)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(shíqī)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
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(资料(zīliào)照片)。新华社发(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
文献记载,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,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,“疏勒亦有汉大云寺,有一汉僧住持,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,莫尔寺遗址考古(kǎogǔ)发现(fāxiàn)表明,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(běitíng)都护府有效管辖(guǎnxiá)天山南北,为保障(bǎozhàng)社会政治经济文化,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肖小勇认为,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,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(chuánbō)中心,并影响到(dào)库车(kùchē)及更远的地方,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,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
随着研究不断深入,专家(zhuānjiā)有了更多发现。
肖小勇认为,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,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(yuē)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,东面(dōngmiàn)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,西面(xīmiàn)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(děng),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(zhèngzhì)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2024年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(jiànzhù)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(xīnhuáshè)发(中央民族大学供图)
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文物保护规划(2024-2035年)》获(huò)国家文物局批复,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
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(shídà)考古新发现”后,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,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,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(fùjìn)时,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(shēnyǐng)。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(lǐjūn)说,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(lìshǐ)信息进行完整展示,全面、准确(zhǔnquè)阐释其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,并整合周边(zhōubiān)文化资源,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,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,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文字记者(jìzhě):潘莹、张瑜
统筹(tǒngchóu):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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